关于改革试点和各级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制约设计，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在这方面已有所论述，其要点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目的正是完善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
关键词: 行政协议 合同履行 强制执行 公共利益 一、行政协议强制执行的立法缺位 2014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将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纳入受案范围，为行政协议及其纠纷解决提供了初步的程序法依据。（二）基于先行政行为的依职权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法在设定多种强制执行措施之后，又创造性地设立了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制度，以相对柔性的手段实现强制执行的效果。
然而，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不完整，使得行政协议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虽然行政协议不能作为执行名义，但不意味着行政机关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协议时缺少执行名义。在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和治安处罚担保协议中，行政机关有理由基于在先的行政行为对违反协议的行政相对人依法强制执行。但这并非否认约定在行政合同中的合法性。[3]因此行政机关享有活动方式选择自由。
[12] 而在中国，行政协议刚刚为法规范所接纳，围绕行政协议的制度构建还有待完善。同时，救济法对于行政协议的界分的确为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与时俱进的保护，但这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到执行法对强制执行构成要件的判断，所以欲将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和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直接适用于行政协议存在障碍。[22] 五、余论：迈向双核化的宪法实施 由上，目前宪法实施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可分为两类：一是依靠具体宪法制度的个性化、间接性的实施机制能够自我完善的，二是纯粹的自我完善难以实现，必须在具体制度实施机制之外辅以普适性的基础实施机制或宪法规范自上而下的直接实施方能促成质的飞跃的。
问题是，工程结束后，包工队来到政府索账，金额远远高于市场报价。于是当前摆在面前的重要问题就在于，制度层面的宪法实施究竟如何破局？ 笔者认为路径拓展的问题诚值思考。[14] 总之，虽然民族法问题在科学研究层面属于相对独立的问题域，但这并不影响在法律部门层面对民族法制核心问题的宪法定性。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186页。
在法制实践中，也正是由于民族法制的宪法性定位，才使得相关重大问题的诠释获得了坚实的规范基础。如，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结构上来看，决定民族区域自治实施成效的核心要素有二，一是该法第三章规定的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即内涵式发展的角度。
虽然个中原因异常复杂，但总的来说，与我国尚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初级阶段密切相关。相关占比统计如下图所示： 第二，在逻辑上，宪法中的民族问题规范实际构成了我国民族法制的总纲。[24] 笔者相关论述可详见郑毅：《研究起草法律解释法正当时》，《检察日报》2017年4月18日，第03版 作者简介：郑毅，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第一，在规范上，宪法文本中存在大量的民族关系条款，构成了我国民族法制框架的基础。
对于这句看似平淡无奇且颇有些口号意味的表述，2014年12月配套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则更加鲜明地阐释了个中深意：要依法妥善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问题，坚持在法律范围内、法治轨道上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问题，不能把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民事和刑事问题归结为民族问题，不能把发生在民族地区的一般矛盾纠纷简单归结为民族问题。摘要: 宪法实施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抓手。而对于后者，由于其本质上属于法律问题，民族性因素在其中仅扮演非结构性的附加角色，因此必须强调以法律为解决策略的核心路径。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依法妥善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法律问题的案例却已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20] 详见阙成平：《论以自治区单行条例替代自治条例的法理》，《广西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
纵观世界上宪法实施良好的国家，不论是由国会、宪法委员会抑或是宪法法院、普通法院实际担纲，但无一不是在一个统一、明确的基础制度模式和框架之上建构具体实施机制，这实际上决定了一国宪法实施制度的基本属性、基本道路和基本品格。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宪法》序言第11段丰富化为《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六段序言。[19]而长期以来，基于上位法规范的不明确、民族工作重心的转移、作为批准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过于谨慎的态度等多方面复杂因素的影响，五大自治区在出台自治条例的问题上推动乏力，学术界甚至出现了放弃自治区自治条例而代以集群化的单纯性条例的曲线救国策略，[20]虽然新意纷呈，但却难逃回避主要矛盾乃至饮鸩止渴的诘问，实际上并不利于相关问题的彻底解决。而无论从规范位阶还是效力位阶来看，后者无疑更值关注。参见敖俊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释义》，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肯定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19]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6年底总结第一次《民族区域自治法》执法情况评估发现的问题时指出：一是绝大多数的国务院相关部门至今没有制定配套规章、措施和办法。
又如，同样是基于2015年《立法法》的修改，市级立法权主体由原先49个较大的市扩充至所有设区的市，虽然表面上看与民族法制关联不大，但若结合我国当前城镇化和少数民族散居化的合流趋势就会发现，绝大多数设区的市的散居少数民族权利保障正是借由《立法法》的这一修改被悄然拉进了真正、完全意义上的法制化时代。[22] 在五四宪法起草时，就曾经对宪法中是否要明确写入各散居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有过争论，但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功转化为正式的宪法条文。
[7] 如2015年3月，山东莱芜发生一起机动车与切糕贩卖车相撞导致一整车切糕损毁的事故。二是该法第六章规定的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即外部性匹配的角度。
[6]另一方面，在最基层的民族事务实践中，由于当前民族法制建构的周延性缺憾，往往也要大量依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具体补足。一方面，在学术界，真正认识到该问题重要性的学者尚不多见，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两年多来真正抓住该问题作集中理论发力的成果寥寥，民族法制研究在整体格局上并未适时出现因应性的转变和优化。
但随之而来的追问是：作为自治机关的人大中是否包含人大常委会？作为帮助照顾主体的国家又究竟所指为何？其与《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上级国家机关的逻辑关系又为何？对于第一个问题，从五四宪法的未明确到七五宪法的三元结构再到七八宪法的二元结构，[11]再结合《民族区域自治法》第4条的相关规定，基本可得出肯定的回应。其他宪法民族条款亦被大量下位立法所发展、贯彻和落实。正视这一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充分的规范主义建构，将在新时期民族法制的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由上，本文欲以民族区域自治法制为例管窥具体宪法制度的实施问题，依据有三：一是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民族区域自治具有较高的制度地位和充沛的中国特色。
以民族区域自治法制为例，其直接的规范依据在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四、第二次飞跃：宪法规范实施化 如果说民族法制宪法化的核心价值在于解决民族法制的静态定位及有法可依问题，那么随之而来的动态实施的追问和有法必依的需求则显然应交由宪法规范实施化来实现。
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分别于2006年7月至9月和2016年7月至9月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情况开展过两次全国性的执法检查，而《民族区域自治法》重要条款的落实、配套法规建设以及相关部门的实施意识等则成为两次评估结果的共性内容[17]——亦即在2006年至2016年的十年期间，前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不过，在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前述问题至少在顶层设计的层面已经有所突破。
后来，政府惧于事态扩大，不得不答应包工队负责人的无理要求。然而与国家顶层设计的重视与宪法学界的研究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宪法实施机制在实然建构的层面不仅迟迟未能呈现重大、实质性的突破，反而与之休戚相关的宪法的司法适用等制度尝试还曾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法治实践中遭遇挫折与反复。
当前，除继续致力于统一实施机制的探讨，还应关注具体宪法制度的类型化实施，即通过整合传统的一揽子实施制度的基础性价值和化整为零单项实施进路的实践优势，促成宪法实施从单核模式向双核模式的转变。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5] 如2014年，中央民族干部学院举办了一期针对地（市、州、盟）民委主任（民宗局长）的培训班。[14] 详见郑毅：《论民族自治地方变通权条款的规范结构》，《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2期。
[18] 参见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页。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而现行民族法制则在结构上对宪法民族条款结构的细化和衍伸：《宪法》第4条发展为国家民族法制体系总纲，由诸多法律、法规和地方立法所承接。这两方面的配套立法工作进展缓慢，不但影响了整个配套法规建设进程，更直接影响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国务院若干规定的深入贯彻实施。
因此，针对前文提出的种种实施困境，除了延续间接实施的基础上完善配套规范的建设并提升其实施效果的立场，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继续探索具有普适性的基础实施制度促进相关规范的直接实现，这在理论路径上主要寄望于宪法的解释和修改。向巴平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2015年12月22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6年第1期，第121-124页。
